“天人合一”的宇宙观。正如江泽民同志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学术讲演中指出：“早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年，中国人就开始了抑观天文、俯察地理的活动，逐渐形成了‘天人合一’的宇宙观。”其基本思想，《易传》概述为“天人之际三纲领”。写道：“昔者圣人之作《易》也，将以顺性命之理。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，立地之道曰柔与刚，故《易》六位而成章。”（《说卦》）“天人之际三纲”，肯定天道、地道同人道的统一，人同自然界从来处于和谐统一的宇宙整体之中。人当热爱自然，尊重自然，服从自然规律，而不可任意违背它。《周易》及受其影响的道家思想，从来不主张人同自然敌对，而主张同自然和谐一致。当然也就从未设想人类会受到自然报复的问题。

    《周易》从宇宙整体出发，强调人们的行为与生活当受自然支配，提出：“天地变化，圣人效之。”（《系辞上 第十二章》）圣人如此，百姓莫不皆然。依照天地之道行事，则“自天佑之，吉无不利”。《周易》认为圣人效天，是十分严格的，指出：“夫大人者，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，与四时合其序，与鬼神合其吉凶。先天而天弗违，后天而奉天时。”（《文言》）或预测天时的变化而主动配合，或依据已成的天时变化而不失时机，顺应自然规律，利用之，控制之，为人类造福。

    人在自然界面前，并非完全消极被动，并不是只能顺从而无所作为。《周易》主张：人的文体能能作用，表现在“赞天地之化育”，提出了“财（裁）成天地之道，辅相天地之宜”的原则，既顺应自然规律，又能动地改造自然。明清之际的著名易学家王夫之，阐述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，写道：“自然者天地，主持者人；人者，天地之心也。”（《周易内传 复》）王夫之进而提出“以人造天”的思想，强调人的主体能动作用。他写道：“天之所死，犹将生之；天之所愚，犹将哲之；天之所无，犹将有之；天之所乱，犹将治之……任天而无所为，无以为人。”（《续春秋左氏传博议》卷下）这就是说，只要人掌握客观规律，就可以充分发挥主体能动作用，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创造奇迹。救死为生，教愚为哲，化无为有，靖乱成治。王夫之的思想，实是对《周易》思想的创造性发展。

    同西方机械唯物论者片面的“戡天”思想相反，中国的儒家和道家，从来重视“天人合一”。孟子主张“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。”（《孟子 尽心上》）庄子强调：“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”，号召人们：“无以人灭天”（《庄子 秋水》）。北宋哲学家张载讲得更富感情：“民吾同胞，物吾与（友）也。”（《正蒙》 乾称下）他们都强调不但人与人之间要相亲相爱，人同自然和谐相处融为一体的乐趣。

    “天人合一”，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宇宙观，同时也是一种观察处理问题的思维方法，其深邃的哲学智慧，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思想特色。把人与自然视为统一的整体。人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。人类应时刻注意同自然融为一体，和谐共处，要爱护自然的生存环境，不可敌意破坏它，不应与之敌对。

    展望未来，我们对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，抱有历史乐观主义态度。坚信在21世纪，必有大智大勇者，“顺乎天而应乎人”。力挽狂澜，登人类于自由幸福的新天地。东方文化同西方文化相互补充，在“天人合一”思想指导下，利用现代科学的强大威力，“解铃还是系铃人”，人在自身造成的生存危机，总会被人类自行解决。一个“天下和平”、“崇德广业”、“顺天应人”的新世纪，尽早会展现出来；一个空气清新、水源洁净、山川秀丽的生态环境，终久会在人间实现。未来的世纪，将是以《周易》思想为特色的东方文化大放异彩的时代，东方文化思想哺育下的中华民族，肯定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新贡献。